1962年，七外爷张佶（左）和六外爷张元离开张掖回宁夏前的合影。

　　最近，军需处长冻死长征路上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感染着我。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七外公——张佶。在老家，我们称他“七外爷”。

　　1960年的一天，盐池红井子的大舅（七外爷的大侄子）早晨起来对家人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七爸饿得面黄肌瘦的。前天听甘肃那边逃荒过来的人说，张掖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想带点咱们家的吃头，去看看两个叔老子（六外爷也在张掖任法院院长）。”家里人说，粮食局长珍米细面吃得多了，还能吃下去咱老家的粗茶淡饭？再说，把谁饿着了，也不会把粮食局长饿着呀。大舅说：“七爸这人我太了解哩，他宁让自己饿着也不会让老百姓饿着的。我眼皮子跳得厉害，感觉不妙。别再真有啥事。”他催促家里人，赶快准备了荞面、小米、南瓜、锅盔、羊奶皮子等，连夜起身，经过三天多的辗转颠簸才到张掖，在粮食局办公室兼宿舍里找到了七外爷。

　　感觉有人进来，趴在办公桌上的七外爷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眼睛，用微弱的语气说：“粮食局早就没粮了，找我也没办法。我家几天前就断顿了……”

　　大舅见七外爷人都不认识了，赶快从褡裢里取出羊奶皮子递给七外爷，高声说：“七爸，我是你大侄子万福！连我都不认得哩？”七外爷又睁开眼睛，端详了好一阵子，才认出来。大舅看七外爷双手发抖，连食物都喂不到嘴里，就帮着七外爷喂羊奶皮、锅盔，又灌了些水。过了好久，七外爷才挣扎着坐了起来，抱着大舅，两个人哭了一场。哭完了，七外爷说：“没想到，你能拿着吃的来看我，可救了你七爸的命。要不然，我怕连今晚上都活不过去哩。”

　　晚上，大舅对他的两位叔父说：“我看你们也不要当这个官了，咱们回老家吧。回去至少能吃饱肚子。”七外爷摇着头，说：“那不行啊，这个时候回去，那跟战场上当逃兵有啥区别？咱当年参加革命为啥来的？”俩外爷眼睛睁得好大，准备批评大舅。大舅不顾两位叔叔的态度，继续说：“我要是今天没赶来，七爸你不就完了吗？还有六爸你……”七外爷用他那惯有的大嗓门说：“完了就完了，总比当逃兵的好，让世人戳脊梁骨！我和你六爸出来闹革命那阵，不也是成天提着个脑袋吗？好了，大侄子，咱们面也见了，话也拉了，我们弟兄俩也活过来了。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留在这儿还要吃饭呢，这饭我们可管不起。这是点粮票，你都拿回去，放我这儿就是废纸。大侄子，请你和家里人都放心，你六爸、你七爸都没亏过人，命大着呢，没那么容易死。”六外爷也是同样的态度、说了类似的话。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着墙上的玻璃相框子里最上面的一张两人合影黑白照片告诉我，“这是你七外爷和你六外爷”，还讲了些七外爷的故事。七外爷小时候家里很穷，一直给别人家放羊、放牛，直到17周岁才进入本村私塾里读了两年多书。由于他聪明勤勉，早早就通过“白识字”（自学）学了不少字，所以，上了两年多私塾，就当了小学教员。受他父亲的影响，1940年，七外爷和六外爷哥俩手拉手一起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外爷担任定边师范学校管理员兼校农场场长。

　　七外爷说自己是“石山沟”里爬出来的，哪有不会干的农活？！他说“石山沟”是用他家乡那个村名，比喻自己出身“土气”、性格坚毅，有劳动本色。农场的所有农活都会干，而且手脚很利索，耕地、耧地、除草、收割、打场等，什么农活都难不住他。他干活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没人比他干得更好、更出活（效率高），学校和农场的人都说他干活的式子硬，被誉为农场的庄稼把式（行家）。所以，大家干活都很怯活（胆怯）这个张场长，谁也不敢偷懒。在七外爷的带领下，定边师范学校积极投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纺线织衣。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全校千余名师生的生活自给问题，实现了生产自救。由于七外爷的出色表现和成绩，1943年11月，被推荐为劳模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模大会，受到中央嘉奖，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不久，三边地委从干部中选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进入机关工作，七外爷被选中，分配到盐池县保安科工作，同时兼任前线侦查员，承担着保卫县委政府机关安全的重要职责。1947年3月，马鸿逵侵犯三边，保安科一班人护送县委政府机关向南撤退进山区，并与国民党军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七外爷这个机智、有文化的侦查员，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危险而又艰苦的侦查任务。因国民党伪保长是七外爷的表兄，伪政府想通过这个保长和七外爷的关系，将七外爷拉拢过去为他们工作。机敏过人、能说会道的七外爷开口便对表兄猛批一通：“马匪侵犯三边一时得势是暂时的，嚣张不了几天，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让我脱离党，脱离革命，痴心妄想！”接着便语重心长地给表兄讲革命形势，讲共产党好，不要被眼前的假象给迷糊了。最终，把表兄成功策反过来，成了共产党的一名地下情报员。

　　由于工作出色，七外爷被任命为里山区（盐池县麻黄山和环县的一部分地区构成）区委书记兼区长。全国解放后，七外爷任阿拉善旗工委委员，先后调任宁夏灵武县公安局局长、甘肃省检察院政法办副主任、张掖行署粮食局局长。

　　到粮食局工作的第一天，七外爷就被排队等待批条子的居民围住了办公室的门。一了解才知道张掖居民用粮票买粮食、下馆子都还得有政府批准的条子。进一步调查发现，所有粮库很长时间都有出无进，许多粮仓都空了，存粮严重告急。他立即向地委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一个问题，领导不表态。他接着又在地委扩大会上提出粮库告急问题，建议尽快向上级报告。领导严厉批评七外爷“谎报军情”“思想有问题”“像个没有觉悟的群众”。七外爷三番五次请地委领导到粮库看看，就知道自己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领导推辞不去。他给省上写信，被拦截了；他想通过关系从老家调些杂粮，也被否定了，说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

　　七外爷在省检察院就知道当地搞浮夸很严重，没想到来下面一看，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从来不知道害怕的七外爷，这次害怕了。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让他坐卧不安、心急如焚。看着那些饥肠辘辘的百姓，他除了断掉自己的伙食与灾民一起挨饿，再没有任何办法。

　　这就回到了前面，大舅送去粮食解救了生命危在旦夕的七外爷的那段故事。

　　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的七外爷，继续找地委领导反映情况，建议立即向上级报告，紧急调集粮食进来。同时立即取消拿着粮票还要政府批条子的规定。领导不表态，他就跟领导喊、拍桌子。七外爷的这番举动彻底激怒了领导，随后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粮食局局长职务，下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纠正了“大跃进”错误后，七外爷被任命为张掖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缺少政法干部，1962年，哥俩相继调回宁夏工作，七外爷任自治区检察院二处副处长，六外爷任吴忠县法院院长。1963年，七外爷任盐池县县长。

　　盐池上了年纪的人，提起当年的张县长，都竖大拇指。听他们说，七外爷当县长的时候，一直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办公，管后勤的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整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他坚持不要。七外爷特别爱下乡，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他就喂了一头骡子。工作人员提出给他换一匹马，再配一个喂马的勤务人员。他说：“我从小就放牲口、喂牲口，拔草喂牲口我顺手就做了。你们派个人来，我不自在。时间长了，我身上就会长出官僚主义的。现在人手这么紧张、工作这么忙，我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再说，年轻人有空多学点文化、长点本事，比伺候我意义要大得多。”老家侄孙中学毕业，听说县政府需要勤务人员，也符合进县政府工作的条件，就找七外爷。七外爷严厉地说：“别人够条件的都可以进，唯独我的亲属不能进。县政府是人民政府，不是咱们家的政府，更不是封建社会的衙门！”

　　其实，七外爷并非铁石心肠、六亲不认的老古板。六舅不止一次讲过，自己能够成为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七外爷对他的鼎力帮助。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六舅因家境贫寒，中断了学业。七外爷得知后，对他四哥（六舅的父亲）说：“家里有困难就给我说，怎么能让孩子失学呢？”说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侄子，并勉励他好好学习。六舅说，拿到折子后他很吃惊，折子上竟然有一百多块钱！在那个年代，一百多块钱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可能是七外爷所有的积蓄。六舅正是靠着这一百多块钱，一直读完高中。

　　在宁夏农学院上学期间，我每次去七外爷家，临走时，他总要问一句：“身上有钱没？”并掏出钱给我。我说：“有呢。每个月学校发二十三块五毛钱伙食费，家里稍微补填点就够了。再说，我经常给人刻蜡板，一张能挣五毛钱。”七外爷听了很高兴，摸摸我的头，又揪揪我的耳朵，说：“穷苦人家的娃娃，知道自己往前奔跶。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好干部！”

　　如今，七外爷已经走了很多年了，留下的只有记忆、缅怀和敬仰。我仍然记得，我们曾约定，我毕业后周末有空就去陪他拉话。如果可能的话，帮他写回忆录。他还告诉我，等我毕业后有时间了，带着他去我老家，再看看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再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沟，那里的老朋友……G

　　（作者系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责任编辑：何青芳